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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部分（第1页）

工作。从那时起，坦克6师由原来的乙种坦克师变为机械化集团军所属试点坦克师，从而优先获得最新、最好的装备，编制上所执行的也是比甲种师更强的特定试点编制。

能够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师长许志泓除了在各个方面都有其过人之处外。最为关键的是，除了优秀装甲兵指挥官所应具备的锐气之外，他更有着一个冷静的头脑。从南口到北京不过几十公里，对于一支机械化部队而言不过一个摩托化小时的距离。但是这一点并不可能不在进攻方的计算之内。苏联伞兵敢于在距离坦克6师的冲击距离之内建立登陆场，自然已经作好了完全的准备。

虽然坦克6师的师部在昌平南口，但所属4个坦克团和高炮团、炮兵团却并不都驻守在昌平一线，其中第22团和新组建的第23团（老的第23团于1971年9月调归第27军81师建制。）以及高炮团均在北京城南的丰台，炮兵团则在房山。这样的部署初衷是为了保证这支战略机动力量不至于在战时第一时间便被打跨。但是此刻却也造成在昌平一线，师长许志泓手中只有师部直属部队和2个坦克团的兵力可用。

此时集团军司令部已经将丰台、房山一线的部队加强给警卫第四师使用。而昌平方向坦克6师则得到了警卫第三师所属坦克团的加强，以手中精锐的第21团和第24团加上师部直属部队，突击兵力方面倒是足够了。但是令师长许志泓忧虑的却是由于高炮团的缺阵，部队在前进道路之上将只能由各坦克团所属防空营提供火力掩护了。而即便是坦克6师这样的试点部队，各团所属防空营的4个连之中也只有2个装备了双管57毫米自行高炮。显然这样的火力配置将很难在部队高速冲击中提供足够的火力掩护。而此刻远处各种口径的防空武器已经在艰难的恢复着共和国空中的尊严。

第三章：内外交困（四）

位于北京城西北部长城以南，军都山脚下的昌平县据说是早在北京城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于温榆河的冲积平原之上。不过这片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形成缓坡倾斜的地带之上，自古便应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的修罗场。因为昌平县以北那重峦叠嶂的军都山便得名于昔日的草原苍狼―浑都部落。当然浑都这个名字或许大多数都会感到陌生，但是它的另一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却恐怕是无人不知的―浑都便是强盛时代汉人对于匈奴的蔑称。

根据清代昌平州人王萱龄所撰的“军都考”，论证在汉武帝时代皇子燕王刘旦东徙匈奴，将其安置燕地，军都（浑都）之名由此而来。在汉代“军都”又书写为“浑都”，可资旁证。这些内附的胡骑究竟是慑服于孤儿羽林军的剑镝，还是嫉羡于中原富足的生活，今天或许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作为从塞上草原南下京畿之地的北大门，昌平自古便是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京师之枕”、“甲视诸州”之称。

在北京以北的燕山一线，依托地势雄据中原的历代帝王们修筑了德胜口、石峡、常峪城、镇边城、横岭城等一系列关隘，而其中又以昌平一线的居庸关最为险要。今天大多北京城都将八达岭、南口等长城关隘与居庸关的关城和上关分别论述。但事实上这些工事在明清时代本是合而为一的防御体系。居庸关是一个纵深40华里的大型要塞，居庸峡谷有多长它就有多长，而在这个长度的峡谷之中分别有四道关城，南口关和八达岭分别是其南、北两线的屏障。

但是无论如何坚固的要塞仍有着其与生俱来的弱点，迂回侧击是自古兵家们在面对形形色色的马其诺防线时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居庸关虽然拥有狭长的战略纵深以及复杂的结构布局，但是最终却依旧难逃一一被攻陷的命运。这里清代学者龚自珍的一段笔记便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龚自珍在居庸关一带游历，亲见自从走进了南口，阔的地方可走十匹马，狭窄些的可走两匹马，或只可走一匹马。又遇到了到理藩院进贡马匹的蒙古人，双方擦肩而行之时。蒙古人骑的骆驼常常撞着龚自珍的马头，龚自珍也碰飞了蒙古人的帽子，落在骆驼前面。蒙古人毫不介意的大笑起来。龚自珍便私下叹道：“古时之所以要筑居庸关，不是为了防你们蒙古人吗？我是江南人，假如我生活在宋朝，连燕赵的地方都看不到，怎么能够和反穿皮衣的人在万山之中相互击打嬉戏呢？我生在清朝中外一家的时代，难道不可以向古人夸耀么？”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令龚自珍倍感惊讶，走过中关龚自珍见到一所税亭，便问收税官说：“现在法律宽大，有漏税的吗？”收税官说：“大筐小筐的，大的偷走过骆驼，小的偷走过羊。”龚自珍立刻想像税务官说的那样的话，山间一定存在着小路了。而自从走进了南口后，四面山脚边的空隙中，他也亲眼见到有护边墙几十处，询问那里的百姓，都说是明朝时候修的。太平的时候，不过漏些税罢了。如果在战时，那么北兵“从天而降”的情况只怕不在少数。

事实上对于与北方的草原帝国比邻而居的中国而言，最好的自卫策略恐怕只能是“胡服骑射”―那便是同样建立一支强大的精锐铁骑。而唯有如此才能在刀兵相见之时，作到“寇可来，我亦可往”。而今天在古长城的脚下，又有一支羽林长缨正在整装出发。在一座座灯火通明的营区之内，大功率的照明系统下一辆辆已经发动了主战坦克那浑圆铸造型炮塔也丝毫不掩饰的说明着他们那来自北国的基因。

对于大多数驻守在昌平南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第6师的官兵来说，在这个来自北方的威胁日益强烈的年代里，枕戈待旦本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过在他们的战备预案之中，更多的计划是隆隆北进，用自己的反冲击去阻滞那敌对装甲洪流南下的脚步。但是今天他们却必须调头南下，去消灭第一时间出现在自己祖国心脏地带的敌人。

“坦克是伞兵的天敌……。”虽然和预想之中的战场有些出入，但是此刻奉命南下的坦克第6师的士兵们心中却反倒没有了临战之时的紧张和恐惧。毕竟自空降部队正式走入战场以来，在优势装甲集群的面前他们从来都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的。

即便是掌握着空中优势的美、英盟军在号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的阿纳姆空降战役之中，曾于诺曼底战役中遭到重创，仅剩8000余人的纳粹德国党卫军第2装甲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将号称精锐的英国第1空降师打得不成人形，几乎全歼于阿纳姆城下。而今天齐装满员的中国坦克兵们有信心改写德国人所书写的记录。部队之中甚至出现了“兄弟部队别赶了，北京城咱们包圆了”的豪言壮语。

“有信心是好事啊！但是太过狂妄可是要吃亏的啊！”坐在自己的装甲指挥车内，坦克6师师长许志泓借着车厢内刺眼的灯光看着手中已经被红蓝铅笔画的密密麻麻的军用地图喃喃自语道。作为一名70年代末走出军校的中国新生代军人，许志泓和他所指挥的这支部队一样，虽然并不年轻，但是却充满了锐气。

从番号其实便可以看出坦克第6师并不属于中国坦克部队的元老。在50年代中国陆军所组建的3个坦克师、1个机械化师、4个独立坦克团之中并没有坦克第6师的一席之地。虽然此后中国装甲部队进入了“大跃进”时代，70年代时，除广州，成都，福州，昆明，乌鲁木齐军区辖有军区独立坦克团外，其余的军区都有坦克师的编制。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大量的无节制援外，国内部队换装很慢。而编制规模的扩大更使部队很多不满编，有三分之一的坦克团只有40－50辆坦克，缺编严重。仅比同期美军的坦克营多20几辆坦克，坦克营编制的坦克数量甚至只有美军坦克连编制坦克数量的三分之二。与同期的苏军相比，在坦克团编制坦克数量方面，只有苏军的不到三分之二。

这一时期中国陆军真正堪称精锐的甲种坦克师只有3个：北京军区坦克1师、济南军区坦克2师、沈阳军区坦克3师，坦克6师和其他的“后起之秀”们都属于缺编状态的乙种坦克师。这3个甲种师是多年来全军装甲兵建设的重点，其中1师历史最老、作战最多、干部最强、装备最好，成为重中之重。而即便是同属于北京军区的坦克6师此时也一直处于第二梯队的位置。直到1980年身为乙种师的坦克第6师才全部换装了国产59式主战坦克。

最新、最好的兵器和器材优先装备坦克1师，从而形成了一些惯例：坦克1师换装下来的兵器和器材给2师、3师，2师、3师换下来的再给其他部队；而1师的干部则源源不断地到6师、7师、9师去任职。这样配置装甲兵部队的原因很简单―环渤海方向一直是抗美援朝以后的防御重点，所以把装甲兵的三大主力放在这里；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尽管北线成为战略重点，但在华北和东北，便于集中使用装甲兵部队的仍然是环渤海地区。

直到1982年9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将5个大军区的装甲兵缩编为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同时将各坦克师划归陆军军领导之时。由于驻地接近，北京军区所属坦克6师正式划归第38军代管之后。这个师才随之纳入集团军编制序列，并随38军进入集团军开始全军的试点工作。从那时起，坦克6师由原来的乙种坦克师变为机械化集团军所属试点坦克师，从而优先获得最新、最好的装备，编制上所执行的也是比甲种师更强的特定试点编制。

能够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师长许志泓除了在各个方面都有其过人之处外。最为关键的是，除了优秀装甲兵指挥官所应具备的锐气之外，他更有着一个冷静的头脑。从南口到北京不过几十公里，对于一支机械化部队而言不过一个摩托化小时的距离。但是这一点并不可能不在进攻方的计算之内。苏联伞兵敢于在距离坦克6师的冲击距离之内建立登陆场，自然已经作好了完全的准备。

虽然坦克6师的师部在昌平南口，但所属4个坦克团和高炮团、炮兵团却并不都驻守在昌平一线，其中第22团和新组建的第23团（老的第23团于1971年9月调归第27军81师建制。）以及高炮团均在北京城南的丰台，炮兵团则在房山。这样的部署初衷是为了保证这支战略机动力量不至于在战时第一时间便被打跨。但是此刻却也造成在昌平一线，师长许志泓手中只有师部直属部队和2个坦克团的兵力可用。

此时集团军司令部已经将丰台、房山一线的部队加强给警卫第四师使用。而昌平方向坦克6师则得到了警卫第三师所属坦克团的加强，以手中精锐的第21团和第24团加上师部直属部队，突击兵力方面倒是足够了。但是令师长许志泓忧虑的却是由于高炮团的缺阵，部队在前进道路之上将只能由各坦克团所属防空营提供火力掩护了。而即便是坦克6师这样的试点部队，各团所属防空营的4个连之中也只有2个装备了双管57毫米自行高炮。显然这样的火力配置将很难在部队高速冲击中提供足够的火力掩护。而此刻远处各种口径的防空武器已经在艰难的恢复着共和国空中的尊严。

第三章：内外交困（六）

对于数量庞大的中国地面防空部队不可能在第一轮打击之中便永远沉寂，苏联空军事实上已经作出了相关的预案，在鲁茨科伊上校所在的第1个特种航空兵团低空突防的同时，12个由苏―17M型强击机和苏―24型战斗轰炸机组成对地压制编队此刻也正在战区的上空担负着拔除战场不断出现的防空火力点的任务。

作为一种1971年出现的机型，苏―17曾是苏联及华约国家空军的主要对地支援机型。它有比其原形苏―7更为粗大的机身，机身背部拥有高大的脊舱，用于容纳更多燃油与设备。机头仍采用机头进气口，但中心锥体放大，装有先进的测距仪、全向警戒雷达等火控电子设备，两根皮托管装在机头上方。

颇有特色的外翼段可变后掠机翼为中单翼形，外翼后掠范围为28－62度。这一设计使得苏―17这样超音速战机同样拥有不错的低速飞行性能。6个武器挂架可以携带总计4000公斤的各类对地攻击武器。此时一群群低空翱翔的“装配匠”们正用240毫米火箭弹、低阻减速炸弹和集束子母弹扫荡着不停向天空喷射着致命火焰的高炮阵地。

当然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工作，部署在三北地区的中国空军高炮部队显然大多经过越南战场之上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不仅有着娴熟的空地交战经验，更具备着可怕的战斗意志。鲁茨科伊上校机群的侧翼，2个苏―17M双机编队呼啸从两翼扑向一个由4门100毫米高射炮组成的重型高炮连的阵地。一个个模糊的黑点在机翼下闪动的火光下若隐若现，而远方的地面之上密集的火箭弹组成的弹幕顷刻间便将一个个圆型的火炮阵地淹没在火海之中。

当然仅仅是大口径的火箭弹并不足以彻底摧毁地面目标，在俯冲火力压制之后，苏―17M迅速拉平机头，从低空高速掠过被火光和浓烟所覆盖的目标空域，机身下方一个个较小的引导伞逐次打开，随后拉出较大的十字型主减速伞。而每一个减速伞的下方都有一275公斤的杀伤爆破弹正徐徐降落。

但是就在苏―17M利用自身的速度和火力优势准备给予对手致命一击时，隐蔽于100毫米高炮阵地附近的6个火力点突然同时怒吼起来。那是一个连的中国55式37毫米高射炮群的抵抗。虽然这些火炮还在采用落伍的机械向量瞄准具，但是6门火炮集中起来的火力依旧足以撕碎低空飞行的目标―一架苏―17M型强击机当然被曳光杀伤榴弹的碎片裹住，瞬间被炸成数截在空中解体，另一架虽然加速冲出火力密集的空域，但是尾部同样拖着长长的火焰和浓烟，挣扎着蹒跚向北飞去。

“猎人中队阿尔法，猎人中队阿尔法……这里是猎犬杜宾，这里是猎犬杜宾。我们刚刚在9号地区与中国防空部队交火……刚刚在9号地区与中国防空部队交火，发现大群猎物、发现大群猎物，呼叫支援，呼叫支援……。”通过机载无线电频道鲁茨科伊上校可以听到吃了亏的同僚叫召唤更为凶猛的对地轰炸。

与被称为“猎犬”的苏―17M不同，主要装备着苏―24M和米格―27K型战斗轰炸机的“猎人”中队可以说是苏联空军手中的“重锤”。对于苏―17M型强击机无法解决的目标将由他们负责摧毁，鲁茨科伊上校相信就在几分钟之内，便将有一个编队的“炸弹卡车”飞抵中国高炮部队的天空，用数以千公斤计的航空炸弹将整个地区化为一片火海。但即便如此，这样此消彼长的消耗依旧对苏联方面不利，毕竟他们是在用精锐的空中力量去对抗成本低廉的地面高炮。

在整个内蒙古的天空这样的地空对抗几乎以相似的方式在一一上演着。而鲁茨科伊上校和他的机群却与此无关，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战场。很快飞机便进入了燕山山脉的上空。在这个距离之内，无论是短兵相接的“猎犬”中队还是大规模地毯式轰炸的“猎人”中队都没有其用武之地，因为大多数中国防空部队的炮位都安放在早已建筑好的山地工事之内。除非采用精确指导武器直接命中，负责即便投送再多的常规炸药也只能是浪费TNT。

一波又一波的防空炮火从地面那高低起伏的山峦之上腾空而起，不过皮粗肉厚的苏―25T对于这些缺乏精确度的炮火并不畏惧。毕竟小小的杀伤破片还不足以穿透那24毫米厚的钛合金防弹板。因此对于部署在燕山山脉一线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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