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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1页）

3个团及华北公安部部分工勤人员编成。警卫第二师长期以来都是外事保卫为主。除了负责保卫天安门南北为轴线的天门以东的机关单位之外，使领馆区、外交活动场所（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外交部等等）此刻也是由警卫第二师改编的北京武警总队此刻的战场。

“警卫第二师在使馆区的行动倒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老毛子不是义和团、也不是红卫兵不会上演什么攻打东交民巷的闹剧。因此警卫第二师在使馆区主要的任务还是防止出现使馆区内发生异动，避免出现有损我国国际形象的事情。”虽然警卫第二师已经改编成了武装警察部队，但是显然李副参谋长还是没有改口的习惯。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是老北京城米的集散地。1901年清朝政府的《北京各国使馆界址四至》和《辛丑和约》中，此巷划成为中国第一个“使馆区”。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使馆区渐渐形成于北京建国门外和朝阳门外，它们分别称为“北京第一使馆区”和“北京第二使馆区”。其中第一使馆区主要是一些亲社会主义的国家使馆。主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较早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第二使馆区又称为北使馆区，由周恩来制定区域并建设于196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使馆云集此处，环境幽静。虽然1980年，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按上级指示将亮马河下游过三环路的区域规划成“北京第三使馆区”。但是那里至今还没有国家建立使领馆。

北京使馆区是在北京的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所在区域，由于领使馆所在地的特殊性，因此这里又被称为“第二国境线”。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诞生于50年代初期，组建以来，先后进行过18次编制体制的调整或改编。时至今日，已从当初的营级单位发展壮大为旅级规模的编制。

领使馆区警卫部队最早成立于1950年12月，是由当时的第一野战军一、二、三、四军和陕西军区抽调部分战斗骨干组建而成的。当时是营的编制，担负苏联、波兰等外国驻华使馆和外交部、公安部等机关及部分路线的警卫任务。虽然期间一度改编为北京市公安局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外事大队，直属市公安局领导，取消军衔，改着警服，干部由军队级别改为地方行政级，战士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

但是1962年5月26日，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外事大队恢复军队建制。随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五团。1966年6月15日，根据警卫第二师命令，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五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二师第九团。这个团虽然其后又改称为警卫第二师第十五团。1983年改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九支队。但是其规模和装备却始终保持着全军前列的特殊性。

首先是作战编制上不是不同于普通步兵团的9个连的编制序列，而是扩编为12个连。除了普通的步兵分队之外，团警通排扩建为通信连。还组建有独立的高射机枪连。可以说除了缺乏重型机械化装备之外，完全是一个强化的北方甲种步兵师主力团。可见中国政府一贯秉承着“外交无小事”的认真态度对待着各领使馆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今天领使馆区警卫部队迅速进入一级戒备封锁这一地区内外进出道路的目的却并不仅仅是防备苏联空降部队的进攻。毕竟大使馆是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苏联军队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攻击第三国的使领馆。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使领馆也极有可能成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在这次奇袭之中最佳的“第五纵队”。

苏联驻华大使馆位于老北京城的东北角的东正教堂旧址上，占地16公顷，甚至超过了总面积7公顷的联合国纽约总部，因此曾以“世界最大的驻外大使馆”入选世界吉尼斯记录。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外国政府。中国政府也极为慷慨地大面积为其提供使馆地皮。

但是事实上就在1949年元月，国民党政府败退出南京将政治中枢迁往广东，在建议各国使团也随行前往之时。苏联使团是第一个响应号召。随后事后的解释是：斯大林不想给西方国家以任何口实，指责他支持中国革命。但事实上这多少表达苏联政府当时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在采取观望的态度。甚至还在憧憬着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到1949年2月底，苏联大使及使馆绝大多数成员举家南迁。

直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苏联大使瓦西科夫才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照会，称“由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苏联政府认为它同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终止”。但是瓦西科夫从当时国民政府的代外长叶公超外得到的答复是只有中国驻苏使馆成员受允回国后，苏联人方能离开。这一点倒也无可厚非，毕竟国民政府方面也怕苏联当局被自己驻莫斯科的外交人员当成礼物送给新中国。

如此一来，苏联外交官便沦为了人质，好在两周后一切便得到圆满解决。他们先搭乘飞机，后转搭客轮，谁知客轮燃料用光，只能被拖着前行，抵达北京已是10月20日了。而尽管删删来迟，但是苏联方面却似乎没有丝毫的歉意，早在使馆人员到达之前就更换了驻苏大使，接替瓦西科夫是新大使罗申。

据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对罗申的任命感到不解甚至有些失望，早在1949年2月，中国政府便表示有意让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出任首位驻苏大使，也期望苏联能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外交家或是国务活动家前来中国。但是北京却深知虽然名曰大使，但罗申其实是名如假包换的谍报人员。

罗申出生于后来以苏联空降兵的摇篮而闻名的城市―梁赞，行伍一生。他很早就以军事情报员身份来华工作，最初是武官崔可夫的助理，后者离任后他便升任武官。但是考虑再三，北京还是默许了莫斯科的人事安排。罗申抵京当天，周恩来总理亲往火车站迎接，规格之高，超出了外交礼仪。10月16日，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

据说早在17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就作出决定，向明帝国派驻第一个大使馆。于是，第一批俄罗斯人1618年来到了北京。由伊万。佩特林率领的哥萨克代表团在北京总共逗留了4天。明帝国皇帝尽管未能接见第一个外交使团，但下给它一封诏书，允许俄罗斯人前来建使馆、在中国做买卖。

17世纪中后期，到北京做买卖的俄国商队逐渐增多。清政府对他们非常慷慨，包吃包住，还管回程路费和护送。渐渐地，北京形成了两个俄罗斯人聚居地：一是商人和宗教团体集中的“北关”，在东直门一座东正教教堂附近；另一个是外交使团居留的“南关”，即现在的东交民巷。195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外国使馆迁出东交民巷，不知道是考虑到“北关”的传统，还是迎合斯大林这个东正教神学院学生的喜好，中国政府将经历了近300年的风雨变迁的“北关教堂”划给苏联做使馆用地。

当时，外国在中国建使馆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花钱建造，一是由中国帮助建造。苏联使馆属于自费建造，从设计方案到内部装潢都由苏联人自己完成。1956年，苏联使馆建成，其穹隆圆顶、欧式吊灯和墙角的工艺花瓶，都带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使馆大院内绿树成荫，小剧场、住宅楼、俄罗斯学校等建筑掩映在树丛中，远远看去，仿佛深不可测。甚至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巨大的堡垒。

而同年中国驻苏联使馆也开始建造。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对使馆建成什么样、馆内建筑的保密性等没太多经验，加上中国对苏联非常信任，所以使馆基本上都由苏联人建造，只有几名中方人员参与了设计。早期，中国使馆内有苏联司机、花匠，还有一位苏联秘书和采购没。苏联方面则不同，他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从国内派来。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服务局成立起到现在，他们还从没向俄使馆派遣过中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苏联使馆内始终没有中方雇员。

第一章：血色黄昏（十）

在中苏蜜月期内，气势恢弘的苏联大使馆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驿站，大批的援中苏联专家从这里奔赴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50年代，许多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有些年总数多达数千人。而这其中就有包括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阿里克哈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布洛克钦契夫和弗拉迪米尔契夫在内的111名核物理学家。

但是随着1959年苏中关系恶化，几乎所有苏联专家都被召回国内。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和随后的几年，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发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商务处工作人员、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记者。曾经热闹一时的苏联大使馆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这个期间除了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小将”之外，是鲜有人问津这位于闹市的这片建筑群落的。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0至170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

中苏大使馆成为两国的外交冲突焦点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如此一来苏联等华约组织成员国的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但是少了红卫兵的游行却并不意味着就是风平浪静，敌意日益明显的中苏两国之间都希望通过情报战获取对方最高决策机关的战略意图，以求在围绕着漫长边境线的大博弈之中占据上风。为此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不过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精力不是在中国国内招募情报人员，而是其他国家招募中国留学生。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中国间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国内拥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在苏联当局的感觉之中在中国每座城市里的苏联情报人员都被至少上百名中国反间谍人员跟踪监视，克格勃根本就不可能摆脱中国的盯梢。因此，克格勃主席的曾下令克格勃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不过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通行的作法，在中国身上实施起来却效果极差。比如说，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跟他说汉语。这名中国学生就会立刻明白他成了被克格勃招募的对象，然后就会逃之夭夭。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同意合作。他们会和苏联情报人员一同返回旅馆，接受克格勃的资助，还会提供一些其实毫无价值的信息。在海外出差或学校交流项目结束后，这些中国人就会回到中国，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克格勃无法联系他们。有时候，克格勃能在参加国际会议的与会人员名单中找到以前曾经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学者。不过，结果令人失望。这些中国人一点都不愿意再见到克格勃的老朋友。他们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还经常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次轮到克格勃官员因为害怕泄漏身份而逃之夭夭了。

不过中国对苏联国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两国关系紧张，几乎中断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主要交流渠道就是外交和新闻。除了使馆，双方还有一些记者派驻在对方首都。当时，双方的反间谍机构都很紧张，对对方人员密切监视。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派有记者常驻莫斯科，克格勃对中国记者也是严密防范。克格勃当时的监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人盯人方式。中国记者去哪，他们就跟着去哪，你去看电影，他也买张票坐在你身边。由于克格勃对盯梢不忌讳，所以，有时中国记者就和他们混熟了。走累了，中国记者和克格勃人员会坐在一起聊会儿天。接下来，中国记者再走，克格勃再跟着。

克格勃也在苏联自己领土上对中国实施间谍行动。克格勃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报机构负责这一行动。克格勃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征召偷越国境的中国人。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有不少中国人偷偷逃到苏联境内。于是，克格勃对这其中一些人下手，征召他们作为克格勃间谍，并将他们派遣回中国。在克格勃边防情报部门人员的帮助下，这些中国人会偷偷越过苏中边界，回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境内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会在数日内返回苏联，另有一些人则花费数月时间留在中国，甚至前往北京，并在那里从事间谍活动。

对于克格勃来说，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确认这些返回苏联的中国人的真实目的：他们是针对中国而从事情报工作？还是针对苏联而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属于克格勃的情报机关？还是属于中国情报机构。当然，克格勃也会使用测谎仪和其他技术手段来测试这些中国人说话的真实性。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最终证明是双面间谍。

1974年的李洪枢案便是最好的例证。李洪枢1967年从新疆叛逃至苏联。据说，李洪枢出身地主家庭，因文革期间度日艰难，才被迫逃到苏联。李洪枢逃到苏联后，被克格勃收罗过去，此后多次被派遣回中国收集情报。由于李洪枢从未失误过，故深得苏联方面的信任。1972年，李洪枢再次被派回中国东北收集情报，结果在大庆被抓获。后李洪枢供述，其带有一个“情报发射器”，可以与苏联驻华使馆内间谍进行联系。中国高层得知这一消息，便在北京布下埋伏，成功诱捕了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以及武官处翻译科诺索夫，并将其驱逐出境。

总的来说，克格勃对华开展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要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苏两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作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几乎每样事情都是一致的――方法、思维，甚至连部门序号都是一样的。这让苏联方面很难欺骗他们。

不过这一点伴随着1967年4月，柯尔莫哥洛夫成为克格勃第四任主席得以改变。在柯尔莫哥洛夫的推动之下，克格勃组建了第16局，其所主要执行的任务，就是从外国驻苏机构的通信线路上截取有关信息以及对境内外的外交使馆及代表处实施技术渗透。

虽然克格勃第16局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但是借助安装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内的先进的无线电截收设备和被称为“大马士革钢”的苏联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克格勃总算改变在中国只能依靠去翻找民用信箱获取情报的尴尬状态。在克格勃代号为“创举”和“试样”的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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